乔冠华：从外交顶峰到黯然落幕

发布日期：2025-11-23 23:13    点击次数：104

作者：周志兴

《乔冠华：败笔巨才》

01

家乡怎容不下他？

乔冠华，才子辈出的璀璨群星中，堪称佼佼者，却也偶有文采飞扬时笔触失准。或许，正因他那非凡的才华，反倒是成就了他那些微小的瑕疵。

可以从后向前说。

1983年9月22日，晨曦初露，十点零三分，乔冠华在北京医院的病房里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旅程。他的骨灰被安放于八宝山公墓，却只静静停留了短短三天，便由爱人章含之亲手取回，置于自己卧室的一隅，与她日夜相伴，共度了一年又多的时光。

归尘葬何？

承继乔冠华先生往昔的夙愿，他内心深处自然涌动着叶落归根的强烈愿望，渴望重返江苏盐城的故里。在生命的尾声，他时常向家人提及故乡，那份浓厚的乡愁之情溢于言表。

无容身之地。

1984年12月7日，章含之步入了江苏盐城市建湖县的沃土——这片土地上铭刻着乔冠华的往昔回忆。此行的目的，是为了与当地相关部门进行交流，共同探讨乔冠华最终的安顿事宜。

令人惊异的是，这位举足轻重的人物，理应成为家乡的荣光，却并未获得预期的礼遇。当乔冠华的侄子乔宗连宴请章含之时，亦邀请了盐城市委市政府的领导。然而，遗憾的是，他们无人现身，仅派出一位已退休的老领导来应付场面。章含之对此洞察入微，意识到当地政府的态度，因此她选择对此事绝口不提，不提乔冠华安葬故乡之事。

南北皆不欢迎。

章含之心中不禁浮现出丈夫早年的一位挚友——李灏医生，他曾是苏州医学院的教授。李灏医生的年纪与乔冠华相仿，仅相差一岁之遥。他曾亲历朝鲜战场的硝烟弥漫，战后投身于民盟，并荣任苏州市的主委。在乔冠华病重垂危之际，李灏医生亲自为他主刀施行手术，连续八个小时未曾有片刻的歇息，这段经历让两人之间构筑起了深厚的生死之交。

闻知章含之的愿望，李灏即刻答应，郑重承诺将亲自担当她老友的守护者。随后，他迅速与吴县县委书记管正取得联系，管正书记即刻作出回应，精心挑选了吴县东山临太湖的一处风景旖旎的山坡，为乔冠华安排了一片理想的安息之所。

家乡为何冷落游子？

这位远行者，本持有光鲜亮丽的履历，却因一次显著的挫折，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遗憾。

曾是家乡之光。

乔冠华，生于1913年，自幼便以其卓越的智慧与天生的灵动活泼性格而声名鹊起。1925年，他顺利完成了盐城第二高等小学的学习，随后考取了由美国教会创办的淮美中学。

在这片苏北的土地上，坐落着一所广为人知的学府，该学府隶属于美国南长老会江北教区，其校长与教父均为美国人。校内潜藏着中共地下党组织，而学生会之中，也活跃着不少地下党成员。他们常常组织师生集体研读进步书籍，乔冠华便是深受其熏陶的一员。他与其他众多进步师生携手，积极参与反抗美国校长的抗议活动，为此也付出了被学校开除的代价。

在无奈之中，乔冠华只得回归故土，投身于亭湖中学的怀抱。该校校长宋武真，毕业于北京大学，曾是五四运动的热烈参与者，其思想观念颇为先锋。他将李大钊、陈独秀、郭沫若等人的先进思想带回故乡，引入校园之中。然而，宋武真亦以专断闻名。学生们对于一位名叫张的历史教师的教学方法颇有微词，认为其授课内容枯燥乏味，宛如嚼蜡，因此纷纷要求更换教师。然而，宋武真对此置若罔闻，双方陷入僵局。学生们遂决定罢课三天，以示抗议。令人意外的是，领导罢课的乔冠华，却最终遭到了校方的开除。

历经两次失业的重创，我的父亲乔守恒心中郁积着无尽的愤懑，一时情绪失控，他决定中断我的学业，强制我到镇上的商铺做学徒。面对这一决定，我乔冠华坚决反抗，遂选择将自己锁在家中磨房，以绝食来抗议。经过一番激烈的对峙，我终于赢得了这场抗争，父亲撤销了那项决定，并将我送至淮阴的淮安中学继续我的学业之路。

淮安中学在本地享有盛誉，是一所备受推崇的学府。鉴于乔冠华的舅舅当时在淮阴县政府担任要职，他的父亲便寄希望于舅舅能对乔冠华施行严格的教育与管教。

然而，乔冠华再度陷入了被解职的危机，这一局面背后，源于淮安中学当时的校长王中慈的专断与粗暴。他运用一种近似于家长式的管理方式对待师生，这一做法激起了师生们的广泛不满。因此，学生们纷纷发起了罢课运动，旨在迫使学校更换校长。作为学生会宣传部部长，乔冠华承担起了负责整个活动文字宣传工作的重任。

乔冠华踏入南京城，步入中南中学的校门，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跳级至高三，这段经历成为他在该校求学过程中唯一未曾遭遇开除的命运。每当开除的阴影笼罩，他总能以跳级的方式巧妙避开。总体来看，在初中和高中六年的学习生涯中，乔冠华仅用了四年的时间便完成了学业。1929年，年仅16岁的他顺利高中毕业，并成功跻身清华大学，专攻哲学。在清华园中，他成为了同年级中最年轻的一员，被誉为“苏北神童”。到了24岁，乔冠华成功获得了德国图宾根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这在当时堪称罕见。

回顾他的少年岁月，我们的目标是揭示，这位被誉为“苏北神童”的称号并非徒有虚名。但在此过程中，我们亦得以窥见其个性中那份独特的魅力与不羁的性情，以及那份敢于向传统挑战的勇敢精神。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此言恰如其分地描绘了乔冠华先生传奇般的一生。

自步入官场，乔冠华凭借其卓越的智慧，迅速崭露头角，成为其加速晋升的强劲助力。

1938年秋季，乔冠华踏足香港，肩负起《时事晚报》编辑的重任。他以笔名“乔木”挥洒文墨，撰写了众多社论，文风斐然，不仅在香江之畔，更在大陆激起广泛的回响。即便身处延安的毛泽东，亦对他声名鹊起心生敬意。

毛泽东曾提及：“各位可曾拜读过那位化名为‘乔木’的香港文人的著作？其文字功底非凡，剖析深入且情感充沛，笔触如同万马奔腾，一往无前。在我看来，他的一篇文稿所能产生的价值，堪比两支坦克师的作战力量！”

1939年，乔冠华在香港庄重宣誓，正式踏入中国共产党的队伍。翌年，他踏入重庆的土地，在周恩来同志的悉心指导下，开始掌舵《新华日报》的《国际专栏》。随着影响力的与日俱增，“乔木”的美誉在人们心中愈发深入人心。

随着抗日战争胜利的曙光初现，毛泽东前往重庆进行谈判。在那次历史性的会晤中，乔冠华有幸亲眼见证了领袖的风采。与毛泽东一同前行的，还有乔冠华的同乡，同时也是毛泽东的得力助手——胡鼎新秘书。胡鼎新与乔冠华年龄相仿，两人均毕业于清华大学的知名学府，而且胡鼎新还以“乔木”作为自己的笔名。

往昔，胡鼎新落籍延安，而乔冠华则戍守重庆，人们沿袭旧习，以“北乔”之称唤胡鼎新，以“南乔”之谓指代乔冠华。然自胡鼎新迁至重庆，两人频繁以“乔木”为笔名，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文章，以至于同事们在阅读时常将二人之文字相混。众人心存一念，期盼其中一人能够更改笔名，以期缓解同名带来的纷扰，但双方均对放弃各自的名字显得踌躇不决。

乔冠华如是说：我的姓氏“乔”与“乔木”同音，再加上我身高达到183厘米，这不正如同挺拔的树木一般吗？尽管这种解释略显牵强，而胡鼎新先生身材娇小，用这样的比喻似乎也不太合适。

胡鼎新亦未曾轻言放弃，实则早在十年前，他便以“乔木”为笔名，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诸多文学评论，并已率先完成了相关注册手续。

无结局诉讼。

自1949年起，两位乔木先后迁居北京，投身于各自的职业生涯。其中，胡鼎新更是脱颖而出，晋升为乔冠华的直接上司。值得一提的是，乔冠华在外交部成立之初便担任外交政策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该委员会由周恩来亲自担任主任委员。此外，他还身兼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局长一职，此职位与今日的外文出版社相仿。而新闻总署的掌舵人，正是胡鼎新本人。

南北二乔共舞于同一锅中，名号相仿反而增添了不少麻烦。最终，这场争执升级为“御前”的诉讼，遂演变为世人津津乐道的“御前官司”。

毛解决才子名争。

乔冠华被毛泽东询问：“你先前所用的名字是？”

乔冠华回答：“冠华。”

毛泽东曾说过：“这个名字十分文雅，从今往后，你便以乔冠华作为你的名字，乔姓则一并保留。”

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对胡乔木言道：“你原有的姓氏是胡，如今可以重新取回，今后便直称你为‘胡乔木’。”

领袖一言定乾坤。

无疑，这充分彰显了领袖对这两位杰出才子之间那份深厚的情谊。

乔冠华在外交领域成就斐然，因此，诸多人士将他誉为新中国杰出的外交巨擘。即便享有如此盛誉，他在历史评价的梯队中，依旧位居周恩来之后。

他无疑将周恩来视为心中的楷模，视其为智慧的导师，甚至在精神层面将其视为至亲。

外交部初创之际，乔冠华便肩负起亚洲司副司长的重任，同时临时兼任司长一职，而正司长的职位则由夏衍执掌。然而，夏衍因公务缠身，始终未能亲自莅临外交部履行职责，这不禁让乔冠华心中涌起一丝淡淡的遗憾。

1954年11月，乔冠华正式加入了外交部党组成员的队伍。紧接着，在1955年4月，随着万隆会议的圆满落幕，他被委以重任，荣升为外交部部长助理。

1964年，他晋升为副部长之职。当时，他已年届五旬，在国际外交领域享有盛誉，成为了众人瞩目的明星。

在波澜壮阔的文革时期，乔冠华显赫的身份亦引人注目。1966年，他同陈毅、姬鹏飞等同仁一道，站在了外交部“被打倒”的风口浪尖。许多人的脑海中仍鲜明地留存着那段记忆：乔冠华与姬鹏飞被迫在王府井大街上，从事着售卖小报的尴尬一幕。

危急时刻，他智脱险境。

1971年10月，联合国大会作出决议，将蒋介石政权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有附属机构中彻底排除，并正式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委派代表团出席第26届联合国大会。在中央内部对首任赴联合国代表团团长人选的广泛商议中，毛泽东主席果断选定乔冠华，鉴于“乔老爷”精通多种外语，诸如英语、德语与日语，博学多才，融会中西，文采风流，口才亦十分出众。周恩来总理亦对此表示了坚定的支持。因此，乔冠华被正式任命为出席此次联合国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国际新闻界也普遍认为，他是中国派往联合国的“最理想”人选。

1971年11月8日，恰逢代表团启程在即，毛泽东主席特地在中南海接见了乔冠华等代表团成员，会面气氛既亲切又庄重。

翌日，代表团启程之际，毛泽东再次下达指示，命北京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及党政军各相关部门的领导齐集机场，一同目睹此等盛况。此举之盛大，无疑彰显了毛泽东对中国代表团参与联合国大会所抱有的高度重视，以及对他所期望的乔冠华同志寄予的深切厚望。

“乔团长，您现在有何感触？”乔冠华微笑着，爽朗地笑出声。片刻沉思后，他仅以一个表情回应：“我的笑容，难道不是最好的回答？”这一幕被现场的国际摄影师捕捉，后来赢得了普利策新闻摄影奖，作品名为《乔的笑》。西方媒体对其笑容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有人甚至评论说，那笑容如同巨石击中议会大厦的玻璃！乔冠华正是以这豪放的笑声，向世界宣告了中国重返联合国的坚定意志。

在随后的演讲环节，乔冠华先生神态从容，举止优雅，旁征博引，每一番论述都赢得了在场观众热烈的掌声。

在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的舞台上，乔冠华的卓越表现无疑是其外交生涯的巅峰时刻，充分展现了他超凡的才华、卓越的文采与优雅的风范。他的发言不仅赢得了与会各国的一致喝彩，更在国际舆论场上赢得了广泛的正面反响。美国《纽约时报》更是特意全文刊登了他的演讲内容。路透社的报道中提到：“这篇演讲深深触动了众多外交官的心灵。第三世界代表们纷纷热烈鼓掌，而美国代表和苏联代表则面露沉思。”共同社的评价更是分量十足：“此次阐述基本方针的演讲，无疑是联合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发言之一，其影响力和余音必将迅速传遍全球的每一个角落。”

顶峰时刻，往往稍纵即逝，随之而至的，是能量的急剧消减。那些攀至巅峰的勇士，无一例外，终将遭遇下滑的命运。乔冠华同样无法幸免，他将踏上一条下坡的路途。

02

陡降，疑因误传。

乔冠华卷进了政治漩涡。

七十年代中期，随着毛泽东年岁的增长，他的健康状况日渐衰退。对于毛泽东离世后的局势演变，公众心中涌动着种种揣测，而各派势力亦在暗流涌动中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较量。在这场角逐中，一股力量尤为引人注目，那就是以江青、张春桥为首的“四人帮”。江青，作为毛泽东的伴侣，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其野心不断膨胀，其影响力亦不容忽视。

他们暗中策划，意图在毛氏继任后稳固权力之基。乔冠华，作为他们精心挑选的杰出人才，凭借在外交领域的卓越才干，足以独力撑起一方天地。

回望历史的长河，诸多杰出之士往往基础略显薄弱，他们的才华横溢常使人忽视其内在的不足，也容易在风浪激荡之时迷失方向。

乔冠华不幸陷入了这番困境，他的立场逐渐倾向于江青一派。

他的弱点显现。

我国前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及其夫人，与乔冠华先生之间情谊笃厚，敏锐地察觉到了乔冠华先生身上的转变。

1971年，基辛格访华的秘密行程由周恩来总理亲自精心策划。那时，乔冠华副部长因身体原因正在医院接受治疗，未能参与到接待的行列中，不免令人感到遗憾。章文晋，担任欧美司司长一职，在探望乔冠华的过程中，却意外遭遇了乔的质问，他追问章文晋为何没有及时向他透露相关信息。就在那一刹那，章文晋及其夫人敏锐地察觉到乔冠华的情绪急剧变化，他显得异常亢奋，对细节的关注甚至显得过于执著。

“如此冒失行动，竟不惧后果，竟擅自作出改动，难道未曾深思？”章文晋语气中带着责备，却并未进一步辩驳。乔冠华面对此景，也未主动承认错误。

张颖记得那件事。

她与章文晋携手从加拿大使馆的职务上卸任归来，特地前往乔家拜访乔冠华夫妇。那时，乔冠华已与章含之结为连理。然而，在探讨工作的过程中，乔冠华与章含之却将大部分时光倾注在对江青的赞誉之中，她被他们颂扬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深得主席的青睐与重用。他们还着重指出，当前周总理的病情愈发严重，恐怕时日无多，识时务者为俊杰，理应深思熟虑。特别是江青对你们的关注，更是不可忽视。显而易见，乔冠华也在为江青招揽英才。

章文晋与夫人感到疑惑，“文革”刚开始时，乔冠华对江青颇感不满，曾公开指责她以主席的名义在全国制造混乱，为何如今态度大变？

的确，此时的乔冠华正全情投入于阵营的布局之中，对个人未来的前程进行着深思熟虑。

“我恐怕无力插手此案，今后诸事请直接向周总理请示，无需再向我报告。”

周恩来坚信，此份文件断不可寄往美国。因此，他特地约请江青，寻求对话。不料，江青对此置若罔闻，反而坚决要求总理协助其修改，最终获准寄出。面对这无奈的境况，周恩来不得不向毛泽东主席请示。毛泽东主席迅速作出明确指示，坚决下令不得寄出记录，并要求立即停止整理与翻译工作。周恩来随即发布命令，将谈话记录存入加密铁柜，并严格封存，随后转交给外交部保密室妥善保管。然而，不久之后，时任外交部长的乔冠华却擅自批准将这些记录送往江青在钓鱼台的住所。

鉴于毛泽东曾对江青所涉“四人帮”的恶劣行径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江青内心深处感到极大的不安，担忧这些材料可能引发不必要的麻烦。在时任外交部长乔冠华的默许下，铁柜被秘密转移至江青的住所，并随即进行了彻底的销毁处理。

种种迹象显示，乔冠华与江青等人之间已形成了一种紧密的联系。

周恩来去世是关键时刻。

乔冠华与周恩来并肩携手，共度三十载风雨春秋。自重庆办事处时期开始，他们便同心协力，共同奋进。周恩来对于乔冠华的成长与进步，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引领与培育作用。作为我国外交界的最高指挥官，周恩来凭借其超群的情商，在外交部赢得了至高无上的尊敬和崇高的威望。

在周恩来同志辞世之际，外交部同仁们纷纷向领导层建言，期望能够举办一场既简洁又庄重的纪念仪式。然而，乔冠华先生对此并未给予重视。曾有一次，归国进修的驻外使节与参赞在会议上一致发声，要求组织一场内部追思会，但这一请求依旧被乔冠华先生拒绝。其间，一位大使情绪激动，拍案而起，对部长的仁慈之心提出了质疑。在激昂的情绪中，他突发心脏病，紧急被送往医院抢救。但乔冠华先生对于这一突发状况并未作出任何回应。

1976年清明节时，首都民众如同涌动的潮水，纷纷涌入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上对周恩来总理深沉的哀思。外交部长办公室两次致电章文晋的夫人张颖，关切地询问她是否外出。然而，在第三次电话中，接听电话的竟是乔冠华本人。张颖在电话中带着些许愤懑回应道：

“我并未外出，更不敢轻易有所举动！”在那个瞬间，她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表的悲哀，不禁长叹一声：一个人，怎么竟会落到这样的地步！

在与周恩来总理的告别之际，乔冠华心情沉重地弯下身躯，凝视着总理安详躺在玻璃棺中的身躯，泪水如泉涌，他哽咽着说道：

“总理，您一生无儿无女，今天，我便以侄子的身份，陪伴您走完这人生最后的路程！”

经过重重艰辛，众人才缓缓将他自灵柩边移开。当总理的遗体被送入火化炉，哀嚎声再次在空中回响，满载着无尽的哀愁。

我坚信，这份深沉的哀悼之情根植于真挚的情感纽带，乔冠华无疑将周恩来视为自己最亲密无间的挚友。然而，先前对周恩来悼念活动的严格管控，实则背后蕴含着政治上的深思熟虑与权衡。他深谙江青等人对周恩来持有偏见，因而不愿因悼念之举而触怒那些可能影响其命运的权势人物。

乔冠华的辛勤付出，终获丰硕成果——正当“四人帮”被彻底剿灭之时，他在王洪文的住所中发现的名单上，他的名字鲜明地标注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重要职位。然而，这并非通往辉煌的稳固基石，而是一层层易碎的鸡蛋堆砌而成的险峻阶梯。

那压垮乔冠华命运的最后一根稻草，实际上不过是误传一场。然而，考虑到他当时的行为，许多人对此深信不疑，鲜少有人愿意对此传言的真伪进行细致的查证。

自毛泽东同志仙逝，社会上纷纭传扬了诸多真假难辨的所谓遗言，其内容无一例外地集中在“按既定方针办”与“照过去方针办”这六个字上。尽管二者仅相差三字，但其蕴含的意义却相去不远。

这是一场正统与异议者的较量。究竟何人能真正继承已故领袖的遗愿？作为遗孀的江青，显然占据了先天的优势。

为了营造特定的舆论环境，“四人帮”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及《解放军报》等主流媒体上连载了一系列社论。在这些社论中，他们把“按既定方针办”作为宣传的核心宗旨，以此来彰显自己作为领袖继承人的身份。

9月28日，一场会议聚焦于联合国大会发言稿的讨论。在会议进程中，部分与会者对发言稿中缺失的“按既定方针办”六个字提出了疑问。经过一番热烈的讨论，这六个字迅速被补充至发言稿中。

敬请各位在10月5日上午之前就本稿提出任何修改意见或建议；若届时未收到任何反馈，则本稿将自动成为最终定稿。

1976年10月2日，我国中央最高领导人华国锋在审阅《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上的发言稿》时，对文本进行了严谨的核对，并随即发出重要指示：“经过严格核查，我发现毛主席亲笔撰写的文稿中存在三处笔误，与我所传达的内容存在差异。为确保今后类似误传事件不再发生，我已经将相关错误予以更正。”

这句名言源于1976年4月30日的夜晚，当时毛泽东在接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之后，华国锋受命留下向他汇报工作。在汇报中，华国锋描述了整体形势一片大好，然而部分省份的表现却未能达到预期。毛泽东听后，即兴提笔，写下三句寓意深刻的警句：“稳步推进，切勿急功近利”；“遵循既定方针行事”；“你负责处理，我将深感欣慰”。

即便不足以成为临终的遗言，但在别无他言可资参考之时，它却蜕变为权力传承者的坚实依托。

这一重要节点的首次公之于众，正逢联合国大会那庄重而庄严的讲台之上。

在乔冠华所掌握的文件上，明确标示了“遵照固定方针”。但在华国锋修订的版本中，这六个字已被删除。这六个字所体现的政治立场有着天壤之别，因此，关于乔冠华究竟宣读了哪一份文稿，这一问题显得尤为关键。

10月4日的晨曦微露之际，章含之察觉到华国锋对文件进行了六字的删减，她立刻领悟到此事的非凡意义，遂紧急向工作人员询问是否已通过电报将此消息传递给了乔冠华。得到的答复是，值班室已接到相应的通报。

自10月6日起，形势日趋清晰，随之涌现出大批醒目的大字报。这些大字报对乔冠华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表示质疑，特别是他对“按既定方针办”的表述，一经提出，便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负面反响。

章含之在北京辗转反侧，心绪难平，由于通讯中断，她无法与丈夫取得联系。她迫切地想要了解，丈夫是否曾提及那至关重要的六个字。与此同时，远在异国的乔冠华对此事却全然不知情。

至10月17日，乔冠华已重返北京。旅途中，章含之迫切地询问丈夫，在公开演说中是否提及了那六个特定的字眼，是否收到了来自北京的电报，以及发言稿中的那六个字是否已被删去。

在演讲之夜的前夕，乔冠华接到了一封突如其来的电报。然而，在次日的演讲中，他并未对电报的内容有所提及，而是将其彻底删去。至此，章含之方才如释重负，内心深处的压力得以消散。

然而，乔冠华在联合国大会上那句“按既定方针办”的言论传开之后，引得众人对他及其夫人敬而远之，唯恐自己不幸卷入无谓的纷争。更有极端者，对他们的辩解充耳不闻，坚信不疑地断言，《人民日报》10月6日所刊发的批评文章就是确凿无疑的证据。实则，那日的《人民日报》仅发布了乔冠华在联大发言的新闻稿，并未直接引用“按既定方针办”这六个字。更令人费解的是，乔冠华夫妇并未查阅过10月6日的《人民日报》相关内容。

倘若乔冠华夫妇早年未曾与江青等人交往紧密，此类传闻恐怕难以广泛散播。

在乔冠华先生离世之时，章含之女士为了替丈夫洗刷冤屈，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前往联合国总部之路。她深入档案库，一丝不苟地检索丈夫昔日的发言记录。无论是中文还是英文版本，那份记录中均未出现“按既定方针办”这六个字。

1976年10月，乔冠华在圆满履行联合国大会的职责后返抵北京，彼时，“四人帮”已被剥夺自由。中共中央下令外交部对乔冠华与江青之间的互动进行严格审查。当时，乔冠华正居家静养，而他的夫人章含之则常驻于办公室，两人均被要求对彼此的交往细节作出详尽阐述。

直至1982年，他终于如愿重返职场，并肩负重任，荣任对外友好协会的“顾问”一职。

03

这是否败笔？

乔冠华家庭破裂。

乔冠华首任妻龚澎。

龚澎，字维航，系合肥望族之女，1914年诞生于日本，随后在北平燕京大学完成了学业。她的家族在安徽享有盛誉，父亲龚镇洲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国民革命事业。母亲则出身于广东。在卢沟桥事变爆发之时，龚澎毫不犹豫地前往延安，不久后便被派往太行山，在八路军总部担任了重要职务。正是在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里，她与首任丈夫刘文华结缘，彼时刘文华正担任彭德怀将军的秘书。

遗憾的是，刘文华在迈向婚姻的庄严时刻，却不幸遭遇急性盲肠炎的袭击。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医疗设施极为简陋，治疗因而延误，最终，这场病魔无情地夺走了他年轻的生命。

那是一个酷热的1943年夏日，龚澎与乔冠华在外事聚会上偶然相逢。不久，乔冠华在一次外国记者的聚会上不幸突然患上急性弥漫性腹膜炎。龚澎立刻将他紧急送至医院，为他救治直至最后安葬的，正是那位日后成为其墓地寻觅者的苏州知名医生李灏。

乔冠华、龚澎婚照

新中国成立之际，乔冠华与龚澎携手加入了刚刚成立的外交部。龚澎荣获部内首位女性司长的荣誉，她曾先后执掌情报司与新闻司；而乔冠华则担任亚洲司的副司长一职。鉴于当时亚洲司的司长夏衍在上海履行职责，乔冠华实际上承担了所有日常事务的处理工作。

在职场领域，龚澎的资历略为深厚于其伴侣；至于政治素养的深厚程度，龚澎更是略胜乔冠华一筹。

尽管争执不断，他们之间的合作却始终保持着和谐的基调。然而，在我眼中，面对龚澎，老乔似乎显得如同晚辈，且他似乎承受着一种难以名状的压抑情绪。

“你父亲才情横溢，然而在政坛之上尚显青涩，你理应给予他更多的援助与鼓励。”

龚澎才智出众，工作勤奋至极，被誉为“拼命三郎”。因此，她深得领导们的青睐，尤其是周恩来总理对她有着特别的赏识。然而，在文革的汹涌浪潮中，她也无法幸免于难。乔冠华陷入了批斗与抄家的困境，龚澎也遭遇了残酷的殴打。造反派逼迫她交出笔记本，她坚决予以拒绝，甚至有人残忍地抓住她的头发撞击墙壁。尽管如此，笔记本最终还是被强行夺走。

在1970年暮春的时分，龚澎因长期承受身心之重，不幸在卫生间遭遇意外，失足跌倒。此后，她被确诊为脑动脉血管破裂，导致思维功能丧失。同年9月20日，龚澎因疾病的不幸降临，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年56岁。

自妻子离世，乔冠华陷入了无边的哀痛之中。那些日子，他常常独自坐在书桌前，一遍又一遍地抄写着苏轼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他夜以继日地以酒消愁，常常是两三天便将一瓶茅台一饮而尽，空瓶堆积如山。待儿女进入梦乡，他便会拿出放大镜，一页页翻看与妻子往日的合影，邻里时常能听到他悲痛的哭声。

繁重的工作逐渐消散了乔冠华心头笼罩的悲伤阴云，在这忙碌的缝隙间，他与章含之不期而遇，一段崭新的爱情如初春之花悄然绽放。

乔冠华败笔始于此。

乔冠华和章含之

章含之，身份显赫，曾担纲毛泽东的非官方英语导师，更得他亲自举荐，踏入外交部的门槛。起初，她的职位虽非举足轻重，然而她英语造诣颇深，更关键的是，她背后有着坚实的背景。

1920年，正值年满27岁的毛泽东亟需筹措资金，以支持长沙新民学会的数位同侪远赴法国深造。蔡和森、蔡畅、李富春、李维汉等人均后来成长为中共的重要领导骨干。在此关键时刻，毛泽东向章士钊寻求帮助，而章士钊竟似神助一般，为他募集到了两万大洋。这份慷慨的援助，毛泽东始终铭记在心，直至他生命的尽头。

所以，尽管章士钊有“黑历史”，比如拥戴袁世凯，反对新文化运动，镇压学生运动，支持蒋介石等，但是，中共夺取全国政权后，他仍被毛泽东奉为上宾。

章含之遇良父。

事实上，章含之的亲生父亲是陈度，而陈度则是那位赫赫有名的军阀陈调元的后裔。上世纪三十年代，陈调元在江南一带握有重权，他曾担任安徽省政府主席，身兼数职，包括安徽党务整理委员会委员、赣粤闽湘鄂五省“剿共”预备军总司令、军事参议院院长等要职。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时，他与蒋介石一同被软禁。陈度对一位名叫谈雪卿的美丽女子情有独钟，她曾是上海滩上赫赫有名的交际花，起初在永安公司康克令钢笔专柜担任售货员，以美貌著称，被誉为康克令西施。尽管他们并未正式结为夫妻，但两人开始了同居生活。当谈雪卿怀孕之际，她却坚决不愿成为妾室。为此，陈调元特地请章士钊进行调解，私下达成和解，并将谈所生的女儿托付给了章士钊，为她取名章含之。

章含之自小对自身的身世一无所知，直到1953年，她度过了自己的十八岁生日。在那一天，她的同母异父兄长谈炯明——彼时身为中央乐团定音鼓手的杰出音乐家——带来了一张她幼时在生母谈雪卿怀中哺乳的照片，以此为契机与她相认。谈炯明历经重重艰辛，不辞劳苦地打探到了章家的住址，特地前来与她相见。这才让章含之首次揭开了自己身世的谜团，而这个发现无疑给她带来了沉痛的冲击。

尽管经历了这次的挫败，章士钊所赋予的益处已经充分弥补了其中的苦痛。

在那个季节，毛泽东特别邀请了几位老友共赴晚宴，并且破例允许他们携家人一同出席。章含之随章士钊一道受邀，有幸一睹毛泽东的风采。得知这位年轻而貌美的女士在北外担任教职，毛泽东以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语气向她提议，希望她能担任自己的英文教师。就这样，章含之出人意料地晋升为“教员”，成为了毛泽东的专属“教员”。

步入乔老爷的婚姻殿堂之前，章含之也曾书写过自己的爱情故事。她的前夫是北外的教师洪彦君，一位风度不凡、才华横溢的才子。他们携手育有一女，即洪晃。

章含之和洪彦君

洪章二人的婚姻之路崎岖不平，波折重重。无疑，文革时期的狂澜汹涌是导致这一困境的关键因素之一，那股狂潮席卷了无数家庭，将他们的生活推向了深渊。或许，所谓的“康克令西施”遗传基因也在其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夫妻二人常常陷入文字的纷争。章含之在其回忆录《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中，详尽地描绘了这段婚姻的历程，并对她与前夫离婚的动机进行了深入剖析。她回忆道，1971年10月，毛主席在为即将赴美参加第二十七届联合国大会的乔冠华等人送行时，曾对她批评“过于爱面子，未能自我解脱”，并明确表示，鉴于她的丈夫与他人有了私情，离婚或许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

《离婚的始末》一书中，作者对章含之所描述的部分与事实相悖的内容表达了疑虑。他明确指出，章含之将离婚的责任完全推卸给男方，实际上却有意隐瞒了她早在“文革”初期便已“移情别恋”的实情。

家丑外扬了。

不少人对乔冠华与章含之的结合抱有疑虑。这种疑虑并非仅限于乔冠华的同事之口，也在他们的子女之间悄然蔓延。

“在政坛之上，章含之尚显年轻气盛，父亲在选择伴侣时，理应全面考量，择取一位既能在政治事务上给予助力，又能为父亲提供坚实庇护的贤内助。”

如今回首，乔宗淮在识人方面显露出了超凡的洞察力。继此之后，他亦涉足外交界，并曾一度晋升至副部长的显赫位置。

乔松都，父母心头的明珠，性情纯真却难免略显娇纵，对于此事的反对立场尤为坚定。在她眼中，母亲离世至今未满两年，父亲便急于迎娶一位比她年轻整整二十二岁的继室，这无疑是对逝去母亲的极大不敬。

龚澎、乔松都、乔冠华、乔宗淮

“为何你选择会见乔宗淮？”这一行为让邓颖超感到极度的疑惑。

这充分展现了乔冠华那坚定不移的意志，任何外来的阻力都无法阻挡他前进的步伐。

往昔，龚澎才华出众，个性鲜明，面对这位兼具妻子与领导身份的女性，他或许感受到了某种压力。相较之下，章含之资历尚浅，年纪亦轻，与她交往，或许让他感到更为自在。

在子女间意见不合时，一个可行的策略或许是为他们提议独立居住。

乔宗淮不禁好奇地问道：“我们即将搬迁到哪个地方？”乔冠华深情地解释道：“回想我年轻时，我早早地便离家独立闯荡，那会儿我离家进入社会的年龄比你现在还要年轻不少。”

纵然筹备工作尚未全部就绪，宗淮兄妹却不得不直面这场突如其来的搬迁，被迫匆忙作出决定。

父亲渴望与继室独享私密时光，这座家园已不再是我们兄妹的栖息之所。在无奈之中，乔松不得不迁往北京262医院的集体宿舍安顿下来。而乔宗淮则携带了身怀八个月胎儿的妻子，暂时迁往岳父家居住。

父亲那决绝的身影深深刺伤了子女的心，乔宗淮于是下定决心搬离，且未向父亲透露半分。在搬迁的当口，乔宗淮与妻子一时冲动，擅自带走了父亲珍藏的一整套唱片——乔宗淮或许觉得，带走几张唱片不过是小事一桩，然而，据乔宗淮妻子的弟弟所述，数量大约在二十到三十张之间。然而，在章含之的回忆录中，记载的却是多达五百张的惊人数字。

“妈妈，若不是您的慷慨收留，我恐怕早已沦落为街头的一条无家可归的流浪犬。”自那刻起，乔宗淮一家便在丈母娘的小院里度过了七个温馨的春秋。

“我最难以原谅的，就是你将妈妈赠予我的钢琴丢失了！”

“他竟敢如此放肆！公安部岂是乔冠华一家可以随意摆布的？”

乔松都遭报复。

彼时，她已成功通过了天津医学院的入学选拔，正积极做着从北京军区262医院踏入大学校园的准备。就在这时，北京军区司令部的值班室突然接到一通电话。电话记录上这样记载：“外交部乔部长家中一位女士来电，传达了乔部长关于女儿就学问题的观点，她恳请军区领导能够取消乔松都升学的决定，并希望他能继续在基层岗位上锻炼。”尽管如此，军区领导坚持尊重基层既定决定的立场，这通电话并未对他们的决定产生任何影响。

1973年8月的尾声，乔冠华搬离了报房胡同的居所，按照相关规定，他将此处归还给了外交部。从那时起，乔家的孩子们不得不与父亲长期分离，这段时光长达三年，他们未曾有过相见。乔松，因淋巴腺肿瘤而需接受切除手术，她独自卧病在床，而她的父亲却未能亲自前去看望她。

1974年，乔冠华被任命为外交部部长，但是两年后被免职。接受组织的审查，落入生命的低谷。

两大失误影响显现。

此时，乔家的孩子们轻声无息地回到了父亲的身边。乔冠华曾深有感触地对身旁的人说道：“哪怕在我名噪一时之时，子女们却选择离去；但当我身陷困境之际，他们却重新回到了我的身旁。果不其然，血浓于水，亲生骨肉才是最珍贵的。”